1927年，陈梦韶将《红楼梦》改编为话剧剧本《绛洞花主》，鲁迅曾作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予以热情赞扬。鲁迅这篇序文，由于对小说原著发了有新意的议论，还在若干年后的“评红”运动中，成了人们广泛传诵的名篇；从而使小说中并不引人注意的贾宝玉的一个幼年别号，也被人们普遍熟知。
可是，根据曹雪芹著书的本意，宝玉这个别号是不应该叫“绛洞花主”，而该叫“绛洞花王”的。
两年前，我在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时，曾谈起过这一问题。与会的另一位学者当即不假思索地打断我的话头说：“鲁迅的文章都写的是‘绛洞花主’，还有什么必要去怀疑！”按他事后的解释，他的本意是说，对这种在鲁迅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提法要再去辨析，似乎有对鲁迅先生不够尊重之嫌。
其实，这位先生显然多虑了。在当初那样的历史条件下，陈梦韶先生改编剧本，一般说来只可能采用《红楼梦》的通行版本。鲁迅先生在大学里讲中国小说史，尽管注意到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一种早期抄本（戚序本）文字更可靠，但这个优于通行本的戚序本仍有许多在传抄中被妄改的地方——其中也包括对“降洞花王”的妄改。所以鲁迅和陈梦韶在当时不能觉察这一别号有误，是一点都不奇怪的。我们现在来纠正这一有违《红楼梦》原著精神的版本讹误，并不影响鲁迅序文的深刻见解，更无损于一个文学巨匠的光辉形象。
只要勇于面对事实，便很容易发现——
在抄本中保存最完好、且极有可能是直接过录于曹雪匠生前最后一次定稿的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庚辰本（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），里面这个宝玉别号，清清楚楚写作“绛洞花王”；
胡适1927年发现的甲戌本（现藏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），虽是一个残本，其中并无提到这一别号的第三十七回，但在该本第三回，王夫人说宝玉“是这个家里的混世魔王”一语的旁边，保留着脂砚斋所作的一条批语：“与‘绛洞花王’为对看。”这说明在甲戌本佚失的正文中，宝玉的别号也作“绛洞花王”；
从前苏联引进的列藏本的面世，则可以让人见到第三个“绛洞花王”的明文；
1960年在北京发现的清蒙古王府抄藏本（现藏北京图书馆），里面这个别号虽作“绛洞花玉”，却不难看出是抄录者因写惯了宝玉、黛玉的“玉”字，无意间在“王”字旁边误加了一点；
比庚辰本过录时间更早的清怡亲王府抄藏己卯本（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），表面看作是作“绛洞花主”，细辨之下却可以发现，那“主”字的一点，分明是后人据通行本妄改而添上去的——一个无任何笔锋波磔的圆点，极不协调地粘贴在“王”字顶端一横处，与同一页码或相邻页码任何一个真正的“主”字都面目迥异。
由此可见，能够断定其底本确系“绛洞花王”的《红楼梦》早期传抄本，实际上已达5种之多——约占现存早期传抄本11种的一半。而且这近半数的本子，又大都属于直接来源于曹雪芹在世期间的定稿而少有篡改之本。故从版本学的角度，判定“花王”为正、“花主”为误，已经毋庸置疑。
更重要之点还在于，从两种不同称谓的内涵去比较——“花主”的“主”字明显带有“主子”、“主人”的色彩，与向来不介意女儿们的尊卑贵贱的贾宝玉形象颇有抵牾；而“花王”则含“花之领袖”或“女儿们的保护神”之意，与脂批所称“宝玉系诸艳之冠”，在“末回警幻情榜”中，宝玉名列“十二钗之首”等情形，十分吻合。
尤其在第七十四回，宝玉深信晴雯死后会化作芙蓉花神，进而明确提出：“一样花一位神之外，还有总花神。”总花神也就是“花王”。作者看似不经意地点明宝玉从小自号“绛洞花王”，也许正是要向读者透露：宝玉早就以做大观园女儿国的神为己任了。
贾宝玉这个形象，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极罕见的一种典型。其突出特征便是反传统，不但在思想意识上对“仕途经济”、“男尊女卑”等一整套封建道德持否定态度；在行动上也是尽可能逃避读四书五经之类，而成天为女儿们“无事忙”，处处为女儿们着想，无时无刻不为女儿们的命运担忧。竟连无意间撞见一个小丫头与他的小厮私通，小丫头羞愧而逃，他也要追上去嘱告一句：“你别怕，我是不告诉人的。”宝玉这种超越个人情欲的“怜香惜玉”，虽然多半不被他怜惜的对象所理解，而且往往显得徒劳无功，却不能不说是真诚的，无私的，表现出一种单纯的挚爱与悲悯。
所以，按作者的构想，宝玉实际上就是大观园女儿国的“花王”。在男女极不平等的封建社会里，曹雪芹塑造出这一惊世骇俗的文学形象，的确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光芒。
而且，正因为贾宝玉有了这个“绛洞花王”的别号，书中另外两个暗含娥皇、女英之喻“潇湘妃子”（黛玉）和“蘅芜君”（宝钗）的别号，才容易被人理解。
遗憾的是，宝玉这一看似不经意带过、却与整个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息息相关的别号，由于程高本的长期普及而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。直到今天，号称以庚辰本为主要底本，力求忠实于曹雪芹原著而重新校订出版的权威性的《红楼梦》新校本，亦不知何故，仍将底本上白纸黑字的“绛洞花王”，反依过去的通行本作了再度妄改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，最近出版的一种函套精装《稀世绣像珍藏本红楼梦》，明确宣称是专门点校的列藏本，却偏偏把列藏本最具珍贵版本特色的“绛洞花王”异文，仍按惯例作了妄改。这对于无缘得见列藏影印本的读者，无疑会起误导作用。
如果把以上这些在当前绝不应该再犯的版本错误，解释成对鲁迅的“尊重”，我想，鲁迅先生泉下有知，恐怕也是不赞成的罢！
